18楼“铜牛”就是灭虫灵那只五毛蛆

只要跟普通中国人多说几句话，我们就不难发现，中国人最缺少也最需要的是法治思维。放眼世界，也是一样的道理：一个社会的好坏或优劣，普通人能否安心过日子，最重要的，就是法治。

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老实本分——“遵纪守法”的。不是说中国人不“狡猾”，“狡猾”曾经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普遍看法，而是，中国人尚未普遍建立起法治思维，即对法治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。这是我工作、生活多年对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焦虑。

法治意识，属于一种现代精神。所谓“民族精神”，假如缺少了法治的骨架，就很难支撑起来。西方文明的核心元素之一，是罗马法精神。在罗马人的《国法大全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诸多现代因素，例如，里面写进了自然法的哲学，即最高的法律适用于宇宙万物以及全人类。

费孝通在比较中西社会异同时指出，西方是团体格局的，中国则是差序格局。但他没有指出，正是因为法治思维和实践，才形成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。当然，古希腊哲学、基督教，也是主张普适性的，即世界一体的秩序化、规则化。

主张血缘伦理的中国人，总认为自己“特殊”，因此，形成了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”的思维定式。由于不去追求普适性，导致中国人的“自我叙事能力”严重不足。因此，中国人的文学，一直不发达。即使在诗歌上，古代中国也缺少长篇叙事诗。这种“自我意识”的不足，导致民族主体性的建构，往往依赖于官方叙事。

中国社会的“个体化”，还是最近四五十年的事情。由于“改开”，才使得中国人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世界。一个有活力的民族，必须让其社会多元性发挥出来。而一个只有一种信仰或意识形态的民族，往往很难真正开放自身。

也就是说，一个多元信仰的社会，尽管信仰冲突在所难免，但它有利于全面激发社会的活力，而要安定这样的社会，就必然要依靠法治。法治意味着将信仰冲突引向世俗生活的共处。因此，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，是不利于法治建构的。

法治意识其实自然而然地潜藏在每一个人身上。即使是社会底层，他们都会说出自己对社会的希望。这些希望，往往是一种对特定秩序的渴求。法治实践其实随处都可以发生，因为法律总是联系着所有人的世俗生活需要。例如，小区物业管理的规则，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讨论。继续上升到政府立法，只要征求社会意见，那么，法治的大门也就算是打开了。在这方面，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都是一样的。

在法治的需求面前，反复讨论传统文化，其实有一点耍流氓的性质。的确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缺少批判性思维，即使有这样的思维，也缺少丰富的批判对象。因为我们太局促在自己的单一“文化”中了！

西方文化由于其开放性，也就具备了强烈的自我批判色彩。库比特认为，“西方的意义”就是批判精神和人道主义。在犹太教-基督教传统中，有两个核心精神：批判性思维与人道主义——正是批判性思维推动着西方不断自我否定、自我更新；正是人道主义精神，使得西方不断走向生命中心、生活中心。

中国人的“自我叙事能力”的不足，并不是“基因”带来的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理想、信念、心态等等，都没有真正放进这个我们赖以栖身的“地球”之内。我们总是将自己特殊化，不敢自我否定，因此，中国式社会个体，缺少自由的主观性。

拉图尔在《我们从未现代过》中写道：“让我们放弃各种概念化的意识形态，而回归日常的真实；请不要再以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了。”实际上，中西方不过是互为“他者”，彼此的批判，正是为了寻求同一性。因此，假如缺少批判思维，全球法治也就不可能走上正途。

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，最需要的心智锻炼，也是法治。唯有法治，才能让所有人的特殊性上升为一种普遍性。但假如没有法治，所有人的个体性也就很难找到。在非法治的环境下，所有人都会同质化、散沙化，这样的社会结构往往是最脆弱的。

法治既张扬人的个体性，也因此而建构了人的整体性。有了良好的规则和秩序，世俗生活才会像游戏一样，令人愉悦。这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追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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